76岁搭伙三个月，天天搂她睡，直到她塞给我一张存折！

我叫周长明，今年七十六岁。 在这个年纪。 说出“天天搂着个女人睡觉”这种话。 在很多人听来。 大概为老不尊。 可我不怕别人笑话。 因为只有到了我这个岁数。 半截身子都埋进黄土了。 你才会明白。 那不是什么老树发新芽的歪心思。 那是怕。 怕什么？ 怕这屋子里的死气沉沉。 怕半夜醒来嗓子里干得像冒烟却没人递一口水。 更怕哪天晚上闭上眼。 第二天早上就再也没睁开。 而外地的儿子还要等半个月后物业闻到味儿了才知道。 我退休前在市里的齿轮厂当了一辈子技术员。 老伴儿走得早。 十年前胃癌没熬过去。 那十年，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呢？ 一开始，儿子让我去省城跟他一块儿住。 去了两个月，我就灰溜溜地逃回了老家。 不是儿子儿媳不孝顺，是那种客气和小心翼翼，比直接骂我老不死还让人难受。 我习惯早上五点半起床。 在客厅咳嗽一声。 儿媳妇的房门就关得更紧。 我习惯吃剩菜。 儿媳妇当着我的面把昨晚的红烧肉倒进垃圾桶。 说是亚硝酸盐超标。 我知道他们是为了我好，但我像个格格不入的旧家具，摆在他们那北欧风的精装房里，怎么看怎么碍眼。 回了老家。 清静是清静了。 可这清静就像个黑洞。 能把人活活吞进去。 每天早上我去公园打太极。 去菜市场买一把小青菜、二两肉。 回到家打开电视。 把声音开到最大。 电视里放什么我不关心，我只是需要这屋子里有点人声。 后来，楼下的老王头突发脑梗，在家里躺了一天一夜才被邻居发现。 去医院看他的时候，他嘴歪眼斜，裤裆里全是尿骚味。 老王头出院后。 就被他女儿强制送去了养老院。 听说一个月要交六千多。 从医院回来那天，我坐在沙发上抽了半包烟。 我想找个伴了。 不扯证，不办酒，就是搭伙过日子。 这事儿我跟儿子提了，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分钟，说。 “爸，你找个人照顾你也行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，现在的保姆也好，搭伙的也好，图啥的都有。咱家的房产本你收好，别犯糊涂。” 我没吱声，挂了电话。 在这个小县城，想找个搭伙老伴并不难。 红娘老李给我介绍了好几个。 第一个，六十岁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一见面就问我退休金多少，医保卡里有多少钱，过年过节给不给买金首饰。 我连饭钱都没付就走了。 第二个，六十五岁，看着挺老实，但提出每个月除了生活费，还要我额外给她四千块钱的“辛苦费”，逢年过节还要给她孙子包大红包。 我苦笑，我这是找老伴，还是招高级长工？ 直到我遇见了林淑芬。 淑芬今年六十二，比我小整整十四岁。 她是在超市生鲜区理货的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虽然穿着超市的红马甲，但看着干干净净。 老李带她来见我的时候，她正赶着下早班。 我们坐在街角的面馆里，她没点大鱼大肉，只要了一碗素面。 “周大哥，我的情况李姐估计跟你说了。我没退休金，老家是农村的，早年跟着前夫出来打工，前夫喝酒猝死了。我有个女儿，早就出嫁了，日子过得紧巴，我也指望不上她。” 淑芬说话慢条斯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稳。 “我身子骨还算结实，干活没问题。我想找个条件过得去的，不图大富大贵，就图个安稳。生活费你出，家务我全包。我不乱花钱，你要是觉得行，咱们就处处。” 她看着我的眼睛，没有那些算计的光。 我心里一动。 “我一个月退休金六千五，有医保，这套房子是我的名字。” 我如实交底。 “我不需要你的房子，”淑芬淡淡地说， “只要一天我还能干得动，这家里就干干净净，饭桌上就有热汤热饭。” 我们就这样搭伙了。 没有协议，没有彩礼，她就拎着两个编织袋，搬进了我那间空荡荡的次卧。 刚开始的日子，确实像重新活过来一样。 我再也不用每天面对冷锅冷灶。 早上六点，厨房里就准时传来切菜和熬粥的声音。 那声音，比任何安眠药都管用，让我能在床上安心地多眯一会儿。 淑芬手脚麻利，而且极爱干净。 我那些发黄的白背心，被她用肥皂和开水煮得雪白。 我那些东倒西歪的旧物件，被她规置得井井有条。 最让我舒心的是，她不碎嘴，不打听我的家底。 每个月一号。 我雷打不动地拿出国两千五百块钱现金。 放在客厅茶几的果盘下面。 当做这个月的生活费。 淑芬每次都是等我转身了，才把钱默默收起来。 她买菜极为精打细算。 傍晚市场收摊前，她才去买那些打折的蔬菜和稍微有些瑕疵的水果。 但做出来的菜，味道却出奇的好。 我喜欢吃红烧肉。 她知道我血脂高。 就用百叶结和瘦肉炖在一起。 吃起来有肉香。 又不油腻。 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话不多，但那种相对而坐的安稳感，让我觉得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 转折发生在搭伙的第二十天。 那天夜里，降温了。 北风在窗外刮得呜呜响，老房子的窗户密封性不好，缝隙里直往里灌冷风。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 这几年，我落下了个毛病，一到冬天，两条腿的膝盖就像泡在冰水里一样，疼得骨头缝里冒凉气。 我起来弄了个热水袋，又贴了两贴膏药，还是不行。 这时候，次卧的门开了。 淑芬披着件旧毛衣，站在门外。 “周大哥，怎么了？听你折腾半宿了。” “没事，老毛病犯了，膝盖疼。”